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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国之乱是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是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刘濞蓄谋已久,变乱导火线是汉景帝三年,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趁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诸侯王,发动联合叛乱。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打到河南东部。景帝很惶恐,先杀了晁错,想满足他们“清君侧”要求换取他们退兵,但晁错已死,叛军不退,还声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为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所阻。此时景帝才决心武力镇压。他命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军镇压,只用10个月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1.   导读:汉朝四百年间,出现过大大小小的叛乱多次,但这些叛乱大都是刘家自己人制造的。看来虽然曹植在几百年后才做出了七步诗,但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事情,却早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七国之乱”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次,带头闹事的也不是外人,而是高祖刘邦的大侄子,也就是汉景帝的叔叔。叔叔要造侄子的反,多少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要兵戎相见呢?

        汉景帝刘启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都是排行老四,按理说他是没有资格当太子的,不过谁让此人吉人自有天相呢?在他很小时,他前面的三个哥哥先后归天,自然他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嫡长子。关于此,《史记·孝景本纪》中有详细记载:“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景帝即位之后,在各方面都继承了文帝的遗风,国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只不过,一场大的风波却在暗流涌动,时刻威胁着他的帝位,这就是吴王刘濞的狼子野心。

        刘濞20岁时随高祖刘邦平定英布叛乱,以骑兵大破英布的部队,成就一世英名。想一想,此人的勇猛真是非同凡响,因为当时英布怕的人不多,自能将他打败的也只有彭越、韩信。将英布灭了以后,刘邦其实并没有开心多少,因为他接下来要面对的难题就是,安排谁去守住吴地,因为那里的地方势力不好对付。思来想去,还是选中了“年二十,有气力”的侄儿刘濞。于是,20岁的刘濞轻松地当上了吴王。吴地人虽然彪悍,但地却是好地,在刘濞的悉心经营下,变得国富民强。《史记》中也说,当日的吴国“国用富饶”,即财源充沛;“能使其众”,即获得百姓爱戴。可见,刘濞之功,史有共识。至于广陵,逐渐形成为繁荣富庶的大城,与江淮地带继续开凿运河,便利交通,吸引四方商贾云集于此,也应归功于刘濞。这些都说明刘濞是治理地方、改善民生之能手。

        然而,时至公元前154年,这一切都成为了浮云,因为刘濞誓做被后世诟病的乱臣贼子,“七国之乱”一触即发。当时刘濞的顾问枚乘不仅政治觉悟高,而且处事清醒,他发现刘濞这样做实在是弊大于利,于是再三劝阻,并写下了著名的《上书谏吴王》,说:“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悦。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关;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大意是,你要是听取我的意见,不做那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就可以长久地稳坐吴王的位置。结果,忠言逆耳,刘濞还是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大旗反了。说到这里,还是要解释一下晁错这码子事。本来人家吴王就虎视眈眈,结果晁错却不识时务又添了一把火,向汉景帝献上了《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三年(前154年),以卖官等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

        虽然削藩这把刀暂时没有砍到刘濞,但是却给了刘濞联合诸王造反最好的理由。他在檄文中说,晁错这老小子是在挑拨您(景帝)和我们各个刘姓王之间的感情,毕竟我们才是一家子,一个外人却在那儿指手画脚制造矛盾。他是您的老师您不忍心治他的罪,我来帮您。于是就有了“诛晁错,清君侧”的幌子。明眼人肯定看出来了,一个小小的晁错,犯得着动用天下诸侯的兵马来杀他吗?当然不用,刘濞这是在为自己打掩护,笼络人心。很快,刘濞率领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查看更多

    2.   西汉建立后,刘邦认为,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拱卫皇室。因此,他一面消灭异姓诸侯王,韩王。韩王信本名韩信,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同时分封叔父之子刘贾为荆王、异母弟刘交为楚王、庶长子刘肥为齐王、兄长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少子刘长为淮南王、儿子刘如意为赵王、儿子刘恢为梁王、儿子刘友为淮阳王、儿子刘恒为代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当时,九个同姓王占据全国大部分地盘。全国五十四郡中,诸侯国拥有三十九郡,仅齐国就占有七郡,中央政府管辖的只有十五郡。当时全国共二百七十七万户、1300万人口,由中央政府统辖的只有九十七万户、450万人,是全国户口总数的1/3略强一点。刘邦为防止诸侯王位被异姓篡夺,特地杀白马为盟誓,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刘恒是刘邦第三子,最初被分封为代王,建都晋阳(今榆次)。西汉经历了诸吕之变,刘恒因缘际会,被宗室拥立登上帝位。为宠络刘氏宗室,他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王。此时各诸侯王业已长大,他们的势力迅速膨胀,宫制百官同中央没有二制,甚至有的诸侯王自制法律,公开抛弃不用汉朝制定的法律《九章律》及一系列律令诏命,成为事实上的另一个中央政府。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率兵出击匈奴时发兵叛乱,进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勾结匈奴发动叛乱,兵败后被废封号,迁徙蜀地时死于道中。直到此时,汉文帝才感到皇权威胁,遂接受大夫贾谊的建议开始削藩。削藩同诸侯王利益严重冲突,内战注定无法避免。吴王刘濞是诸侯王中最强大的一支,削藩对他欲望的继续扩张打击最大,更加之汉景帝还是皇太子时,曾因琐事将吴王刘濞世子用棋盘打死,新仇旧恨促使吴王刘濞终于爆发。

        吴王刘濞与胶西王刘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后,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胶西王刘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诸事齐备后,吴王濞设谋杀掉吴国境内朝廷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他们以“诛晁错,清君侧”为藉口举兵西向,在几乎没有抵抗情况下打到河南东部,并自称东帝。目的很明确,要夺汉景帝宝座。也不奇怪,同是所谓的“龙种”,血亲距离能差几何?你能当皇帝,我为什么就不能当!汉景帝幼稚,自以为杀掉晁错就可以息事宁人。然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晁错被腰斩而息兵,吴王吴王刘濞不仅继续进攻,并自立为皇帝,公开向皇权发出挑战。已经没有了退路的汉景帝只得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军镇压,周亚夫以奇兵断绝叛军粮道,耗费了10个月时间才平定叛乱,刘濞逃到东瓯,为东瓯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但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形势并没有任何改变。刘兴居的反叛只是一个信号,而更大规模的反叛活动接踵而来。

        汉武帝总算从血腥教训中清醒过来,元朔三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管理,地位相当于县级编制。这同汉初诸侯王爵位、封地由嫡长子继承的规定大相径庭,是手段极为巧妙的削藩。“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的结果,使封国越分越小,势力愈来愈弱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里”。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继续削藩,规定祭祀祖先的酎金不动国库,由嫡系子孙诸侯王献助“酎金”,接着借口酎金成色不足色或斤两不足为借口而夺爵,被夺爵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以上。通过一系列措施,才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刘邦原以为通过分封血亲子弟能藩屏王室,使家天下万古长存,孰料亲骨肉之间因对皇权觊觎导致的血腥屠杀,几乎使西汉王朝灭亡于萧墙之内。不夸张地说,刘邦用心良苦搞起的诸侯藩屏,不过是西汉王朝的绞刑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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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国之乱是哪七国?七国之乱发生在哪个朝代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西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参与叛乱的是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故又称七王之乱。

        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于次年冬天下诏削夺吴、楚等诸侯王的封地。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由于不满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以“清君侧”为名联兵反叛,后因战略失当,被汉朝和梁国联手平定,七大功臣为:汉朝方面周亚夫、窦婴、栾布、郦寄,梁国方面刘武、张羽、韩安国。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诸侯王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 西汉七国之乱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开山铸钱、煮海为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景帝决心以武力平叛,以轻兵断绝叛军粮道,三个月即平定了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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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参与叛乱的是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故又称七王之乱。

          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于次年冬天下诏削夺吴、楚等诸侯王的封地。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由于不满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以“清君侧”为名联兵反叛,后因战略失当,被汉朝和梁国联手平定,七大功臣为:汉朝方面周亚夫、窦婴、栾布、郦寄,梁国方面刘武、张羽、韩安国。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诸侯王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1、背景——郡国并行

          高祖时期

          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实行郡国并行制,诸侯国的政治地位远远高于郡,诸侯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并位于经济发达地区。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诸侯国拥有强大的武装,由诸侯王随意调遣。此外,还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最终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

          汉初共有异姓王七人,刘邦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秦亡的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因此,他一面消灭异姓诸侯王,一面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同姓九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侯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但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吕后时期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齐王刘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早有猜疑,刘肥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齐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暗约野心勃勃的兄长齐哀王刘襄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刘襄继承帝位。刘襄应约起兵,杀死了反对他起兵的齐相召平,诈夺琅琊王刘泽兵,兼并琅琊国壮大实力,又进攻故济南郡(时为济川国)。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屯兵于荥阳防备,待机共伐诸吕。此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为防止类似外戚事件发生,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刘襄失去起兵的口实,在汉朝安抚下只好退兵。

          文帝时期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而汉初所封诸侯王,已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因而一再发生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刘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被除。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被贬至蜀地,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前往封地,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刘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刘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

          奕棋事件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是高祖刘邦的兄长刘仲之子,在淮南王英布反叛之时,高祖刘邦亲自率军。沛侯刘濞当时年仅二十,以骑将的身份跟随刘邦在蕲县之西一举击破英布的军队。英布逃掉了,但荆王刘贾被英布所杀,没有继承人。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猛壮的藩王难以统治,而此时刘邦自己的儿子还都年幼,承担不起这个重任,于是就立刘濞为吴王,统辖三郡五十三城。

          在惠帝、高后时期,天下初定,郡国的诸侯各自安抚辖区内的老百姓。吴地豫章郡产铜,这吴王刘濞利用手握资源,招致天下众多的亡命之徒,盗铸铜钱。同时,吴地滨海地区产盐,吴王又煮海水为盐,贩卖到全国各地,获利颇丰。吴国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实力和资本日渐强大,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汉文帝时,吴王的太子刘贤入宫朝见皇上,由此得以陪伴皇太子(日后汉景帝)饮酒玩乐。吴王太子在和皇太子玩博戏的时候,吴王太子在棋桌上争胜,态度不恭,太子刘启愤而拿起棋盘重砸吴世子头颅,当场将他砸死。汉文帝敕命尸体送回去埋葬,到了吴国,吴王刘濞大怒,说道:“天下都是刘家的,死在长安就埋在长安,何必送回吴国埋葬!”遂又把尸体送回长安埋葬。

          儿子被太子刘启误杀后,吴王从此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礼节,称病不朝。朝廷以为他是因为失去儿子的缘故,但经过查实,确证吴王并没有什么病,就拘押了吴国使者。吴王惶恐不安,开始起了反叛之心。后来,吴王派使者代他秋季朝觐,皇帝又问起吴王,使者回答说:“吴王实际上并没有生病,只是因为朝廷禁锢了好几个吴国使者,吴王害怕,所以才假装生病。请陛下捐弃前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汉文帝就赦免了吴国使者,又赐给吴王几案和手杖,体谅他年老,可以不再朝觐,朝廷的软弱让吴王愈发骄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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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国之乱又称作七王之乱,发生于中国西汉初期的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当时以被封为吴王的刘濞为中心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由于不满国家削减他们的权力,所以兴兵引起之内乱,由窦婴、周亚夫所平定。

          吴楚七国之乱表明,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叛乱平息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

             七国之乱影响:

          1、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2、继续推行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先后分封了十三个皇子为诸侯王。

          3、取消诸侯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

          4、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

          5、规定诸侯王不能自治其国,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只能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

          至此,中央政权的权力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诸侯国虽仍然存在,由于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其实际地位已与汉郡无异。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七国之乱评价:

          七国之乱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标志着诸侯王势力威胁基本被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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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概述:汉景帝三年(前154),大汉王朝的七个分封国,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联合发动叛乱,史称七王之乱,吴王濞为此次叛乱的主谋。吴楚联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却受到了另一分封国梁国的疯狂阻击,久攻梁国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不下,与此同时,汉王朝派出的太慰周亚夫率领的汉军主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不救睢阳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睢最不下,转攻昌邑。周亚夫坚守不出,吴楚联军又复攻睢阳,未果。几经周折后,兵马疲惫求战心切的吴楚联军最后在下邑遇到周亚夫率领的汉军重创,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七王之乱基本平息,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战争深度解读:

          公元前154年的睢阳城楼,梁王刘武凭栏独立,而插在睢阳城楼的旌旗在血色残阳下随风乱舞。

          此时的睢阳城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如大汉王朝的江山。

          “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梁王”。

          汉王朝的皇帝、自己的亲大哥的话语以及母亲窦后慈祥中带着鼓励的眼神依然在脑海中回荡。

          回到现实,梁王刘武听到的是吴楚联军的马蹄鼓鸣声。

          景帝刘启即位后,接受了自己的老师晁错的建议-削藩,随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改革核心目的是削弱汉高祖以来分封到各地的刘姓诸候王国的势力,曾先后削去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预备削吴王刘濞会稽等郡。

          改革势必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过激的削藩行动终于惹怒了吴王刘濞为首的各地方王国,既然不让我稳稳当当的捧铁饭碗,那还不如反了他娘的,几个人的铁饭碗,看能否搏一个金饭碗。

          吴王濞、楚王戊、 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喊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联合发动了叛乱。

          七王最初的计划很完美,七王分兵三路,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兼领楚国兵,共三十万人马,渡淮水,浩浩荡荡向西杀来;齐、胶西胶东等国定河间、河内、入晋关,与吴楚军会师洛阳;北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北下。

          削藩之下引起的激变,在景帝刘启的预料之外,本能反应就是找替罪羊,希望以此平息七国的愤怒,和平解决事端。

          第一个喊出“削藩”的帝师晁错光荣的成了替罪羊的不二人选,晁错为了自己构建的理想宏图而献身,不冤!

          “羊头”送到吴王刘濞那里,却不能阻止叛乱这支离弦之箭,造反不是请客吃饭,说取消就取消,说改期就改期。太低估了七王的智商以及打破铁饭碗,将造反进行到底的决心了。

          晁错的死没有阻止七王叛军的步伐,却平息了汉王朝内部战与和的争议,晁错的人头满足不了七王的胃口,那他们想要的,就只能是刘启本人的人头了。

          刘启一看,那还说什么,为了大汉朝的江山,为了自己项上人头,打吧。

          于是刘启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出征抗击吴楚军,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

        周亚夫

          七王的三路合攻计划,一开始就落了空,齐王临时反悔守城不出,胶西胶东等叛军围攻齐都临淄,讨伐中央军变成了地方王国的内战,而北边的赵国亦未按时发兵,七王的真正威胁,就只剩吴楚的三十万联军了。

          双方焦点视线集中到了梁国。

          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北至泰山,西至高阳,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是抗击吴楚联军的喉塞。

          文帝在位时,对梁王的人选就非常慎重,先是派自己的亲儿子刘胜担任,刘胜死后,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议,将接力棒交给了小儿子刘武。

          梁王刘武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势必影响这场战争的走向。

          其实想把铁饭碗换成金饭碗的,又何止七王,梁王刘武看中大汉王朝皇帝的位置,也有不少日子了。

          梁王想当皇帝,不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他是窦后的少子,极得老太太痛爱,老太太不止一次向景帝刘启提出要效仿古制----兄终弟继。让自己在有身之年看到自己的两个儿了都能穿龙袍玩玩。

          有窦系势力的支持,梁王觉得自己的皇帝梦,并不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也正是这些希望,让他在七王合伙造反,进行铁碗换金碗的买卖时,断然拒绝入伙。

          造反风险和代价太大,即使把金饭碗抢来,八个人一个金饭碗,该给谁呢?

          与其和那帮人合抢,不如先帮大哥保做金饭碗后继续等待,祈祷老太太多活几年,最好活在大哥刘启的前面,一切看起来就有希望。

          刘启太清楚不过自己这个小弟弟的想法了,所以在七王挑起战事时,他向刘武和母亲许下了那个承诺:““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梁王”。

          一句话让窦后脸上笑开了花,让梁王刘武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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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景之世,出将入相,真正可以称之为军事家兼政治家的,大概也就是周亚夫一人而已。周亚夫的父亲周勃,在秦末群雄逐鹿中,追随刘邦驰骋沙场,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刘邦器重。刘邦开国称帝后,周勃爵封绛侯,官至太尉。刘邦死后,吕氏家族把持国政。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周勃与陈平诛诸吕,立文帝,被迁为右丞相。周勃死后,长子周胜之继承绛侯爵位。过了几年,其时周亚夫在河内郡当郡守,名噪一时的相士许负对他说:“您三年后将被封侯,封侯八年之后就会做大将和丞相,掌握国家大权,位尊任重,在群臣中首屈一指。遗憾的是,再过九年,您就会饿死。”周亚夫笑着说:“我哥哥已经继承父爵为侯了,即使哥哥死了,也应当由他的儿子接替,哪里会轮到我呢?再说,如果届时我像您说的那样贵重了,又怎么会饿死呢?还请您多指点。”许负就指着周亚夫的口说:“您的脸上有竖纹进入口中,这是饿死的面相。”事有湊巧,三年后周胜之因为杀人犯法,被取消了封国。汉文帝要选拔周勃儿子中最贤能的人,大家都推举周亚夫。于是身为河内守的周亚夫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被封为条侯,以继承绛侯周勃的侯位。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大举侵边。六万军队分别从上郡、云中郡南下,烧杀抢掠,边境告急的烽火一直通连到甘泉与长安。文帝得知,立即设置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军飞狐口;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驻扎勾注山;将军张武率军驻防北地郡。第二道防线,以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守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守棘门;以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守细柳,以防匈奴侵扰长安。

            为了鼓舞士气,文帝亲自前往各个驻地慰劳视察。他首先来到霸上与棘门,但见营门大开,文帝的车马毫无阻挡地长驱直入军营,将士们更是车前马后,迎进送出。再来到细柳军营时,情况却与此前大相径庭:远远见有车马过来,细柳将士顶盔贯甲,披坚执锐,戒备森严,一派临敌阵势。文帝派使者先行通告说:“天子就要到了。”营门都尉却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为由,将文帝的先驱仪仗队阻挡在军门外。一会儿,皇上的车马到了,但仍然不能入营。无奈,文帝只得派遣使者手持符节去向周亚夫传达说:“我要进军营慰劳将士。”周亚夫这才下令将营门打开。守卫营门的军士又朗声宣布:“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车马奔驰。”于是,文帝便手持缰绳,缓缓前行。到了中军帐前,周亚夫手持兵器向文帝拱手道:“请原谅臣下身披战甲不能行跪拜礼,请允许我以军中礼节参见。”文帝深受感染,郑重其事地俯身靠着车前的横木,向军队致敬,并派人对周亚夫说:“皇上慰劳将军,向将军表示敬意。”等文帝慰问完毕,离开营房后,跟随的群臣无不为周亚夫这种大胆“无礼”的举动所震惊。文帝前后比较,不觉感慨地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呢!与此相比,前面所见霸上、棘门的军队简直有如儿戏。如果遇到敌人突然发动袭击,很难想象其将士不会成为俘虏。至于周亚夫这样的军队,敌人哪敢轻易冒犯呀!”周亚夫细柳治军就此成为后世之美谈,他所坚持的“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的原则,更被视为治军典范。

            过了一个多月,三地驻防的军队都撤了回来,周亚夫被汉文帝任命为中尉,负责京城的治安保卫工作。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临终前叮嘱太子说:“一旦国家遇有急难,周亚夫可委以重任,统率军队。”景帝刘启即位后,立即提升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赵王刘遂,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公开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景帝一时彷徨幻想,听了袁盎的建议,腰斩了晁错,企图取悦吴楚叛军,谋求七国退兵。谁知刘濞非但不退兵,反而撕去“清君侧”的面纱,公然自称“东帝”,继续进攻中央王朝,反情大白于天下。景帝如梦方醒,决心平叛。他任命周亚夫由中尉代行太尉职务,统率三十六位将军东向迎击吴楚军;又派曲周侯郦寄率军攻打赵国,将军栾布攻打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四国,以解齐国之围;以窦婴为大将军,屯军荥阳,支援策应各路部队。

            周亚夫率大军向荥阳进发。行至霸上时,有一个叫赵涉的人拦住去路,问周亚夫:“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败则天下危。能听听我的意见吗?”周亚夫不以为忤,下车礼请赵涉尽其言。赵涉遂道:“吴王素来富有,豢养了一批亡命之徒为之奔命,为时已久。他得知将军要东行,肯定会埋伏兵力于崤山、渑池之间。这对于你来说非常不利。兵贵神速,将军何不从右路走,经蓝田,出武关,抵洛阳。这样虽多走了一两天,但直入武库,一定会给诸侯军来个措手不及。”周亚夫采纳了赵涉所献的这一轻车间道、出敌不意的策略,绕道抵达洛阳,迅速占领了武库,控制了敖仓,从而不用再为自己的武备与粮草担心。并派将士搜查崤山、渑池之间的山路,果然抓获许多吴军的伏兵。周亚夫于是提升赵涉为护军。接着他挥师东进,与诸将军会兵于荥阳。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控制荥阳,便可扼守住京师之门,又将吴楚企图与东方齐地各国、北方赵国在中原会合的阴谋化为泡影,在战略上把握了主动。

            随后,周亚夫挥师东南,当其途经淮阳时,专门去向他父亲的老部下邓都尉请教战守之计:“平定吴楚等国的叛军,该用什么战略?”邓都尉说:“目前吴军的气焰很嚣张,有不可阻挡之势,暂时不宜与他们正面交锋;而吴楚军队的弱点是急躁,不能长久坚持。现在我为将军考虑,不如带领部队往东北昌邑一带筑垒设防,暂时把梁地放弃给吴军,这样吴王一定集中精锐部队攻击梁国,而梁军也会拼命抵抗。将军一方面深沟高垒加强防守,一方面派一支轻骑兵去截断淮水和泗水的交流口,堵住吴军运粮的通道,等到吴军和梁军互相削弱,吴军的粮草耗尽了,后面又断绝了供应,然后以逸击劳,利用强大的优势兵力去攻击疲惫不堪的吴军,就一定能够歼灭吴王军队。”周亚夫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即派人向景帝请示:“吴楚叛军剽悍轻捷、来势凶猛,目前暂时不宜与他们正面对敌,请允许我听任他们攻击梁国不管,而派兵去断绝他们的粮道,然后一举全歼。”景帝批准了周亚夫的战略部署。

            而吴王刘濞与周亚夫礼问下贤、知人善用正好相反。当他起兵时,大将军田禄伯主张分兵出击,奇正应用。欲请兵五万,沿长江、淮河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然后在长安附近与吴王会合。其实武关正是周亚夫东出洛阳的通道,若被田禄伯抢先通过,那么长安便岌岌可危了。然而吴太子却阻谏,说:“大王以谋反为名出兵,如果让部下领兵分而出击,若他们也背叛您,那怎么办?”

            又有一位年轻的桓将军,在详细分析比较了双方的优劣后,向吴王刘濞建议说:吴国步兵多,宜于险地作战;而中央军骑兵多,宜于平原作战。所以最好是对所经过的城池置之不理,而直扑洛阳,夺取武库,占领敖仓,依仗崤山与黄河的险固,号令诸侯。这样,“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反之,“若以攻城邑为务,事败矣”。这无疑乃一高明的蛙跳战术,轻骑突进,直捣黄龙,但如此良策却被刘濞轻易地否定了。犹豫之中,吴军被阻于梁都、昌邑之间,处于被动,坐老其师,终至败绩。

            邓都尉所说的“以梁委吴”,即是用梁国吸引住吴楚兵力,然后出奇兵断绝叛军粮道,叛军当不攻自破。梁国是个势力较雄大的诸侯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兄弟,平日甚得窦太后的欢心。而今七国叛乱,梁孝王刘武便站到朝廷一边,帮助抵抗叛军的进攻。

            当叛军倾其兵力攻打梁国首都睢阳时,梁孝王多次向周亚夫求救。但周亚夫按既定的作战方针,固守昌邑,不肯救助。梁孝王又派使者上京控告周亚夫,请求景帝援助。虽然此前周亚夫的战略决策已经得到景帝的批准,但如今景帝念及兄弟情谊,便不顾既定战略,诏令周亚夫出兵相救。从全局着想,周亚夫没有执行景帝的命令,而且派遣弓高侯韩颓当等将领,率轻骑南下渡过淮河、泗河交流口,绕到吴楚叛军的后方,切断其粮草补给线。燃眉之际,梁国只得自派韩安国、张羽为将军,与吴军决一死战。吴军攻势受到重创,不得向西推进。后因久攻不下,于是放弃雎阳,转向东北,直扑昌邑,企图与汉军主力一决雌雄。但周亚夫稳如泰山,面对吴楚军的挑衅终不应战。一天深夜,周亚夫军中忽然发生慌乱,士兵惊恐自扰,甚至闹到了他的营帐前,但周亚夫犹自安然酣睡,过了一会儿,也就恢复了安静,原来是士兵之间发生了冲突。由于后方的补给线已被切断,粮秣供应不上,吴楚叛军在前后受敌,马困人疲、饥饿不堪的情况下,求战心切,遂不惜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作最后一搏。

                叛军虚张声势地佯攻汉军营垒的东南角,不想周亚夫识破此诡计,命令部队明防东南,实备西北,出其不意地将叛军杀了个措手不及。叛军经过一战,士气已无从收拾,只得慌忙撤退。周亚夫见叛军退却,马上出动精锐全力追击,叛军顿时被打得落花流水。吴王刘濞与几千人逃至丹徒,周亚夫指挥部队乘胜穷追猛打,俘虏了吴楚军的大部官兵。之后,又出千金悬赏吴王的头。一个多月后,跟随吴王叛乱的东越人见大势已去,于是杀了刘濞,提着他的脑袋前来领赏。楚王在兵败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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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楚七国之乱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标志着诸侯王势力威胁基本被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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