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之议是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

　　汉武帝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mín) 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

　　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1)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设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 (2)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 (3)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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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会议发生时间：公元前81年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经谏大夫杜延年提议，霍光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辩论。 同年七月，会议闭幕，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

　　西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会议。

　　汉武帝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绍告缗等。它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苫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以权谋私，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直接贻害了农民。加上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同时，汉武帝还实行严刑酷法，大辟之刑便有千余条，律令更有百万余言。这一切使得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另外，汉武帝连年出击匈奴，虽使边患有所缓和，但国家财政巳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面对"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及农民暴动的客观现实，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前89)下记要求此后致力农耕，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却对此意见不一。武帝死后，年幼的昭帝继位，大权掌握在大将军霍光手里。昭帝始元六年(前81)，根据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会议。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大夫派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其主要内容有：一、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官营盐铁等经济事业，要求取消平准、均输、酒榷制度，罢盐铁官营，主张致力于农业生产;大夫派坚持推行盐铁宫营，认为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还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二、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和，尚德服;大夫派主战，崇武备。三、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方略：贤良文学信奉儒家学说，主张德治和简法宽刑;大夫派以法家学说为指导思想，主张法治。此外，会议的辩论还涉及到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评估等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一书，详细地记载了辩论的情况。

　　来自社会下层的贤良文学，在霍光的支持下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大夫派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停止了酒类专卖。它使"与民休息"的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对昭、宣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盐铁会议辩论的双方，一方是从武帝时起长期当政的法家代表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一方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贤良文学。盐铁会议不仅在政治上是终止武帝的战争政策、转入新的休养生息的和平状态的开始和标志，也是思想上终止汉初儒、法合流，重新恢复先秦孔孟思想传统的历史契机。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契机，经过盐铁会议，儒家思想重新倔起，在宣帝时期进一步得势，至成帝时则完全居于统治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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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之议，又称盐铁会议，是汉昭帝时，霍光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其本质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汉宣帝时，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

　　背景

　　有为而治

　　西汉初期，政府奉行“行仁义、无为而治”，虽然对商人有歧视性政策 ，却对工商业很少干预，因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货币经济也很发达。至文景两朝，人民富裕，国家安定。武帝即位后，外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内有建立大一统制度框架的需要，兼之武帝雄才大略，便谋划借助祖辈基业彻底解决帝国的长治久安问题。大兴功业必然带来财政的吃紧，因而至武帝中期，国家开始对经济采取干预政策。

　　元朔年间，武帝设置“武功爵”，共值三十余万;还专门树立了一个献财典型——卜式，号召百姓向国家捐献钱财。元狩六年(前117年)，为应对财政危机，武帝任命孔仅和东郭咸阳为大农丞，实施盐铁官营，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并彻底垄断铁的专营。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代理大农令，天汉元年(前100年)升为大司农。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与民休息

　　由于武帝独奉行“有为”，对外征伐不断，兼之大兴功业和救灾，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仅仅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同时，武帝时期施行的经济政策，虽然充裕了国家财政，却使一部分财富逐步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阶层的利益，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众多次起义。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下《轮台罪己诏》，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恢复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这预示着经济干预政策又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朝着减少干预放松管制的方向发展。

　　起因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诏近臣托孤，加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桑弘羊，金日磾，上官桀共同辅佐幼主。昭帝即位后，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并行：一是以霍光为首，主张推举贤良、询问民情、免除田租，即“恤民政策”;一是以桑弘羊为首，坚持再开屯田、增强国力，所谓“富国强兵”政策。二者不但性质相反，而且渊源极深，前者为武帝末年政策的继续，其意合于标榜德治的儒家思想;后者则是武帝中期的积极政策，以增强国家权力为优先考虑，与法家的政治思想合拍。

　　武帝去世后，桑弘羊的理财政策并未随之废除。桑弘羊推行的一系列官营政策，由于国家几乎完全控制了生产销售和市场，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都对这些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和抵制。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二人的经济理念出现明显分歧。

　　始元四年(前83年)，因昭帝立皇后一事，上官桀父子、鄂邑长公主与霍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桑弘羊为子弟谋官也屡屡被霍光拒绝。于是，这几股政治力量就联合起来，试图推翻霍光的辅臣地位。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进一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霍光开始酝酿盐铁会议，以使人们认识到这些理财措施的弊端和缺陷，并进一步从政治上打击桑弘羊，为压制桑弘羊提供社会舆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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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之议，又称盐铁会议，是汉昭帝时，霍光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其本质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汉宣帝时，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

　　会议流程

　　召集人员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向霍光建议“行文帝时期政策，提倡节俭、对民宽和”，霍光采纳，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贤良”二人，各郡国察举“文学”一人。

　　开始时间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达京师的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所选拔出的人才)，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会议在京师隆重召开。

　　结束时间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会议结束，历时五个多月。

　　与会人员

　　政府官员：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御史发言十九次，丞相史发言十五次。

　　民间人士：贤良、文学，即“贤良方正”，共六十余人。贤良是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而属于民间的知名人士。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贤良文学也是经过一定挑选的，并不是每个郡平均出人。

　　中间方：丞相田千秋，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

　　争论焦点

　　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不仅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而且充分肯定了诸如抗击匈奴、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抑摧豪强和农商并举政策的作用。此外，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已成为汉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会议。

　　经济政策

　　贤良文学全盘否定官营政策，指责盐铁官营、均输、酒榷等“与民争利”，并导致民风败化，把盐铁等官营视为民所疾苦的根源;主张让农民从事本业(农业)，抑制末业(商业)，即重农抑商。其本质则是抑制官商，即反对官营。他们认为盐铁官营之后，只注重产量，质量差，价格高，生产的农具多大而不适用;同时还存在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均输法推行后，均输官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采取欺诈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痛苦。平推法的施行，导致物价上涨，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

　　桑弘羊承认盐铁等官营事业，由于一些地方官不按国家规定的办法行事，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驳了贤良文学们全盘加以否定的看法。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且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如果政府不实施官营政策，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更会加重农民的负担。

　　对外政策

　　对匈奴的政策上，贤良文学反对向匈奴用武力，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他们认为，匈奴远处漠北，对其侵扰活动，主要应用德化，多给他们点财物，与他们和亲，搞好双方的关系。他们认为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几个好事之臣，故意夸大敌情，欺骗了汉武帝，挑起了战祸。这几次战争没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汉国势的衰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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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81年，大将军霍光以昭帝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策讨论会，这次会议，是要“总论政治得失”，就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以盐铁专卖政策为主，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辩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汉武帝在位时期，重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收回铸钱大权，设立“平淮”、“均输”制度，加上“告缗”、“算缗”办法，使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削弱和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封国诸候的经济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内削诸候王，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盐铁会议是汉朝政府讨论国策的一次会议。会议留下了记录。宣帝时的桓宽利用这些记录材料，写成了几万言的《盐铁论》一书。《盐铁论》写得好，保存了当时辩论双方代表人物的原来风貌，为后人提供了西汉盐铁专卖和盐铁会议的重要情况。

　　会议结束后，朝廷仅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贤良文学，应得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缩。

　　影响

　　会议争论双方的观点对昭宣时期汉王朝的统治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主流上看，大权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坚持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将公田与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 ，以德治国”的意见。贤良文学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

　　平心而论，贤良文学对“武帝时政”一些弊端的批评并不是全然无据，但是“儒者不善治世而善訾议”的弱点，在他们与桑弘羊的辩论过程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贤良文学的优势在于通晓儒家经典，又都来自民间，对民生疾苦有深刻了解;可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仕宦经历，缺乏必要的行政管理经验，许多言论的不切实际之处一望可知，如桑弘羊所言，“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

　　盐铁之议虽然仅废止了酒类专卖与关内铁官，并没有如贤良文学所期盼的那样完全恢复“文帝时政”。但是，盐铁之议之后，贤良文学们活跃于一时，“与民休息”政策得到充分的肯定，对于恢复和发展昭帝乃至宣帝时期的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孝昭皇帝上始元六年)秋，七月，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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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实行，使汉朝政府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物力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因此，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与桑弘羊等人展开了斗争。

　　盐铁之议的征兆参与人员之广泛、会议中讨论的自由度之高，都是汉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盐铁会议的本质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并希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而贤良文学则代表了否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价和修改。

　　贤良文学毕竟来自基层，他们虽然并不了解农民的疾苦，但是却知道一些汉武帝时期好大喜功的政策给民间造成的危害，所以他们的意见也反映了群众的一些呼声。这些也正是汉武帝发布轮台诏的原因。从桑弘羊来说，他一直在汉武帝身边，是汉武帝执行的财经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对这些政策给封建国家带来的好处有深切体会，但对它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却很少了解。所以他在汉武帝发布轮台诏之后，仍然不认识过去政策在社会上激起的矛盾，而一味坚持汉武帝过去的方针，这是他思想落后于形势的表现。

桑弘羊盐铁论

　　霍光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显然不同意桑弘羊的意见，从他当政之后所施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汉武帝轮台诏的精神进行的，这就是他和桑弘羊在政见上的分歧所在。但是霍光也不完全赞同贤良文学全面否定汉武帝政策的看法，他没有接受贤良文学要求全部罢除盐铁、均输等官营事业的建议，而只是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他也没有采纳贤良文学主张对匈奴实行感化政策，放弃防御和抵抗，而仍然加强了边防建设。但是，霍光通过这次会议，利用贤良文学的激进情绪，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所以，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来说，是有利于霍光而不利于桑弘羊的。会议结束之后，给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一个列大夫的官爵，就说明了霍光对他们的优待。

　　班固在《汉书》中评价盐铁之议说：始元中叶，朝廷征召贤良、文学，问以治乱之道，贤良文学都认为应该罢除盐、铁和酒的专营，重农抑商，阻止商人与民争利，然后才能教化天下;桑弘羊却认为这些措施是安定国家、稳定边境的国家大业，不可废除。双方在会议上争相诘难，议论颇为壮观。

　　宣帝时，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为《盐铁论》，在序中他评论了与会人员的表现。他认为贤良文学英才辈出，畅谈六艺风化、治国之本，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中山人刘子推论王道、矫正当世过失，博学而文质彬彬;九江人祝生抒发愤懑、讥刺公卿，耿介而不畏强权。桓宽不赞成桑弘羊的观点，认为他执掌权柄，不效法先古，却崇尚争权谋利的策略，处非其位、行非其道;但对桑弘羊的与会表现却加以肯定，认为桑弘羊之术虽非正法，饱学之士却难以辩倒。同时，他还对丞相田千秋的明哲保身策略提出质疑，认为田千秋身为辅政大臣却缄默不言政事，虽全身而退却不值得称赞;对与会的下属官吏，桓宽批评他们不能辅佐主上，只懂得阿谀奉承，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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